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用“心”指挥,做音乐的仆人——专访著名指挥家陈燮阳
2020-07-20 作者:稻蕊咪小编 来源:网络 859

81岁的陈燮阳依旧留着一头“伏尔泰式”的长发。这个发型是中国交响乐坛的一个标志。

从艺55年,陈燮阳亲历了中国交响乐半个多世纪的发展。他最享受的,不是鲜花与掌声,而是与乐队一起陶醉于音乐的时刻、与作曲家共同打磨作品的过程。

他曾带领中国乐团登上世界各大音乐厅,但他也深知,这些年真正走向世界的中国音乐作品并不多。中国交响乐的未来究竟在何方?他伸出手,向空中划出了一个音符。

在台上太威风不一定是好事

6月24日晚,苏州金鸡湖音乐厅,德沃夏克《第九交响曲》的火热音符落下,台下爆发出热烈的掌声。尽管观众只坐了三成,但指挥台上的陈燮阳感受到了久违的酣畅淋漓。

由于疫情的原因,距离他上一次执棒现场音乐会,已经过去了5个月。55年来,他从来没有体会过这样的煎熬。

“我是幸运的,从上海音乐学院指挥系毕业后,就没有中断过指挥。”1965年,陈燮阳被分配到上海芭蕾舞团乐队担任指挥。在那个特殊年代,对一名刚毕业的指挥系学生来说,没有什么比拥有一支乐队更为幸运的了。

他接到的第一个重要任务,就是指挥芭蕾舞剧《白毛女》。没想到,这一“挥”就“挥”了整整18年,《白毛女》成为陈燮阳指挥生涯中最厚重的一块奠基石。

1984年,为庆祝新中国成立35周年,由全国千余名演员参演的大型音乐舞蹈史诗“中国革命之歌”在北京上演。指挥组一共有5人:严良堃、聂中明、胡德风、徐新和陈燮阳。陈燮阳是最年轻的。

此后,在北京人民大会堂,无论是重大节庆演出,还是重要的外事演出,直至近年来的国庆65周年、建党95周年纪念演出,都能见到陈燮阳的身影。

面对由成百甚至上千演员组成的演出阵容,如何把控全场、真正把团队拧成一股绳,无疑是对指挥的掌控力与舞台经验的巨大考验。陈燮阳总能举重若轻地用手、眼神与肢体语言带动乐队的理性与激情。轻轻一挥手,让弦乐喃喃低语,再一挥手,让铜管迸出胜利的号角,乐队与合唱如千军万马听命于他手中的指挥棒。

有人将指挥形容为高踞王座之上的雄狮,一些世界知名乐团的指挥家素有“指挥皇帝”之称。陈燮阳却从来不想做乐队的“皇帝”。“指挥是靠整个乐队的演奏来共同完成音乐的‘再创作’,在台上太威风不一定是好事。”陈燮阳说,“我用心来指挥,乐手们心悦诚服,我们之间就会形成一种气场,感染台下的观众。”

忘不了那碗萝卜烧肉

14岁那年,陈燮阳正在江苏武进读初二。在原南京军区前线歌舞团工作的姐姐陈力行写来了一封信,信中说,中央音乐学院华东分院(上海音乐学院前身)正在招生,学杂费全免,鼓励弟弟报考。接到信后不久,陈燮阳穿着一件祖母做的白布汗衫,背着一把二胡,到街上理了发,踏上了赶考之路。

到了上海,姐弟俩却吃了闭门羹。原来,学校只招小学应届毕业生,而此时的陈燮阳已经读初二了。心急如焚的陈力行一遍遍地恳求着负责招生的老师,终于得到了“先听听看”的回答。陈燮阳拿着二胡走进教室,一曲《歌唱二郎山》打动了几十名考官。最终,他凭着一张“特一号”复试准考证,通过考试迈入了上海音乐学院附中的大门。

陈燮阳一辈子都记得在学校吃的第一顿饭:萝卜烧肉。一碗带肉的饭,让他看到了未来的希望。从此,他每天早上将柴可夫斯基的《流浪音乐家舞曲》作为“起床号”。每到周末,同学们纷纷回家,他依然在学校练琴。

大家都以为,陈燮阳在上海没有家。其实,很多年前,陈燮阳在上海有个家。他的父亲名叫陈蝶衣,是《万象》杂志的创办者、《南屏晚钟》《凤凰于飞》等一大批流行歌曲的著名词作者。然而,父亲离家、母亲去世后,12岁的陈燮阳一直随祖父母在老家武进生活。

来到上海后,陈燮阳埋首苦读。有一年寒冬,姐夫到上海出差,发现陈燮阳的跑鞋开了一个洞,脚被冻得通红。姐夫鼻子一酸,把自己的鞋子脱下与陈燮阳对换。

高中毕业时,陈燮阳从一个不识五线谱的农村孩子成了各科成绩优秀的学生,上海音乐学院指挥系和作曲系都看好他,老师们“争抢”他。最终,陈燮阳选择了指挥系,随著名指挥家黄晓同教授学指挥。

“如果当年是作曲系‘获胜’,也许中国会多一位作曲家,而少了一位指挥家。”陈燮阳笑着说。

一代上交人的“大家长”

1978年6月,世界知名指挥家小泽征尔首次来华演出,全国各地的指挥家云集北京,掀起了一股“小泽征尔热”。坐在台下的陈燮阳说,自己听得浑身“发痒”。

当时的他根本想不到,3年后自己竟坐在了小泽征尔在美国的家中,偶像亲自下厨做生鱼片款待他,两人促膝长谈。

在美国学习考察的那一年,为陈燮阳打开了一扇新的艺术之门。他在耶鲁大学奥托·缪勒教授那里进修指挥,聆听指挥家伯恩斯坦的排练与音乐会,还与祖宾·梅塔、小提琴家斯特恩交流。与大师们的交往,为陈燮阳博采众长、融会贯通,形成自己的指挥风格提供了重要的参照。

1982年,陈燮阳在美国首次执棒阿思本管弦乐团,他的指挥激情华丽又不乏深沉细腻,一曲中国芭蕾舞曲《魂》及勃拉姆斯《第二交响曲》惊艳全场。

回国后不久,上海交响乐团和中央乐团都力邀陈燮阳加盟。于是他身兼二职,同时出任这两个重量级乐团的常任指挥,开了我国音乐界的先例。

在美国学习时,陈燮阳发现,国外的交响乐团都是由音乐总监和总经理分别负责艺术和行政。担任上海交响乐团团长后,他大胆提出,将上海交响乐团由团长负责制改为音乐总监负责制。1986年,陈燮阳成为上交首任音乐总监,这在上海乃至全中国都是一个创举。紧接着,他又在全国首推乐团音乐季,引进国外优秀演奏员,为中国交响乐团的职业化建设与改革树立了标杆。

湖南路105号曾是上海交响乐团的“家”,从老团长黄贻钧到继任者陈燮阳,上交在那里度过了60多年。在团员们心里,陈燮阳更像一个大小事情都要操心的家长。

20世纪90年代初,外地毕业来沪的演奏家没地方住,只能住在简易棚里。陈燮阳放心不下,想办法筹措,终于让“家人”有了安居之所。演出要找赞助、拉广告,也都是由这位“家长”亲自出马。这段日子后来被陈燮阳视作“上交最困难的日子”。1993年,陈燮阳提出打破“铁饭碗”,推行全员聘任合同制,根据职称决定工资,大大提高了演奏家们的积极性。

用一生把中国音乐推向世界

当年在小泽征尔家中吃生鱼片时,陈燮阳曾向偶像讲述自己的心愿:“我想用我的一生,把中国交响乐推向世界。”这是他的心愿,他亦视之为诺言。

1990年,为庆祝纽约卡内基音乐厅建成百年,上交受邀成为首个登台的中国交响乐团;2000年,上交与大提琴家马友友合作,录制《卧虎藏龙》电影原声音乐,并于次年夺得奥斯卡最佳电影音乐奖;2004年上交建团125周年,陈燮阳带着上交登上知名的柏林爱乐大厅,这是柏林爱乐音乐厅迎来的第一支中国交响乐团。从《火把节》到《愁空山》,演毕,全场两千多名听众起立喝彩鼓掌10分钟。

他实现了自己的诺言。除了中国交响乐,他还将中国的民族音乐推向了世界。

陈燮阳是中国指挥家中少有的横跨中西音乐——既能指挥西方交响乐团,又能指挥中国民族乐团的音乐家。他的民乐“基因”来源于童年。他的母亲是京剧爱好者,闲暇时会教他唱一些京剧与昆曲。听母亲唱《梅龙镇》《甘露寺》是他童年最大的乐事。

“交响乐与民乐的指挥技术与手法差不多,但两者的风格完全不一样。中国音乐有很多变化,重在韵味。西方音乐重在结构,重在轻响快慢。”

1998年,陈燮阳首次带领中央民族乐团到维也纳金色大厅演出。到了加演环节,陈燮阳手一挥,板鼓、小锣、钹等中国打击乐器依次奏响了似曾相识的节奏。正当观众们猜测究竟是什么曲子时,《拉德斯基进行曲》的旋律奏响了,全场顿时沸腾。没人想到,这首维也纳新年音乐会的保留返场曲竟以如此特别的方式登场。

在这场音乐会举办前夕,奥地利著名主持人布拉维教授给陈燮阳提了一个建议:加演《拉德斯基进行曲》时最好要带点中国特色。陈燮阳想了一个晚上,终于灵光一现,决定采用中国打击乐作为引子开场。

《拉德斯基进行曲》结束后,观众意犹未尽,陈燮阳又带领乐队加演4首曲子,创下了加演纪录。国内外多家电视台转播了音乐会的盛况,中国民族音乐第一次在欧洲获得了如此大的影响。

“我与朱践耳是不可分割的”

陈燮阳55年的职业生涯见证了中国交响乐近几十年的发展。有乐评人曾做过统计,陈燮阳是排演中国作曲家新作最多的指挥家之一。在执掌上交的23年中,他指挥演出的作品涉及256位中外作曲家,其中国内作曲家有134人。

“吕其明先生的《红旗颂》我大概指挥了有上百遍,丁善德先生的《长征交响曲》也是不计其数,《梁祝》更不知录了多少个版本。”陈燮阳说,“在合作过的中国作曲家中,叶小纲、谭盾、瞿小松等人的作品我都很喜欢,但我指挥作品最多的中国作曲家还是朱践耳先生,我与他是不可分割的。”

1986年,陈燮阳指挥上海交响乐团在北京音乐厅首演朱践耳的《第一交响曲》。不少听众是第一次接触现代作品,有些人感到无法接受,然而这并不妨碍这部作品以深刻的思想内涵轰动乐坛。紧接着,朱践耳又创作了《第二交响曲》。这部作品采用了一种非常独特的乐器——锯琴,充满了悲剧力量,是陈燮阳最喜爱的朱践耳作品之一。

不少人问过陈燮阳,指挥家与作曲家的关系应该是怎样的。他的回答是“指挥家应该是作曲家的代言人”。在与前辈指挥家李凌讨论这个问题时,他还说过一句更绝的话:“指挥者应该是作曲家的仆人,而不是高高在上的裁判官。”

陈燮阳与朱践耳是难得的艺术搭档。

从60岁开始,朱践耳用22年的时间创作了10部中国人自己的交响乐。他每写一部新作,陈燮阳就指挥一部。每次排练新作品时,陈燮阳总会请朱践耳上台给乐队讲作品的内涵和情感。试奏的时候,陈燮阳发现个别地方演奏效果不理想,就建议朱践耳修改。“有些意见他会接受,但有时候他也很坚持。”

朱践耳常常会给陈燮阳“出难题”。“他的《第五交响曲》需要用50多件打击乐器,我们四处寻找,有的还要自己制作。”陈燮阳说,“我认为,朱先生的《第十交响曲》(江雪)写的是他自己。这部作品非常有创造性,其中有京剧的吟唱、古琴的琴音,演出中还要放录音,节奏必须掐得非常准,稍有差池就会出岔子,演出的时候压力真的很大。这可以说是我指挥过的最难的交响曲之一。”

2015年11月1日,在陈燮阳从艺50周年纪念音乐会上,当唢呐协奏曲《天乐》演奏完毕时,93岁的朱践耳从观众席上起立,向台上的陈燮阳竖起大拇指,全场观众的掌声经久不息。他曾说:“探索者的心是孤独的,如果没有陈燮阳和上交,我的音乐是死的,是他们将五线谱化作了交响之声。”

2017年6月,陈燮阳在北京指挥国家交响乐团排练《英雄的诗篇》时,朱践耳托女儿带来一封信和巧克力,皱巴巴的纸上写着端正的字:陈燮阳老友,排练太辛苦了,吃点巧克力。

两个月后,朱践耳离世。

2018年5月,陈燮阳带着朱践耳的代表作回到了他的母校——莫斯科柴可夫斯基音乐学院,这是朱践耳生前未尽的愿望。与从这所学校毕业的指挥家李德伦、郑小瑛、黄晓同以及女高音歌唱家郭淑珍等人不同的是,在赴俄罗斯留学前,朱践耳从未接受过系统的音乐教育。患病多年的他,是躺在上海的一个亭子间里靠听收音机自学的音乐。直到走进这所学校,他才开启了真正的艺术之路。

“这次演出的排练时间非常紧张。一开始,乐团并不熟悉朱先生的作品,有点不以为意。可随着排练的深入,他们的态度彻底变了,不仅非常投入,而且很欣赏朱先生的作品。”最终这场3个小时的音乐会轰动了俄罗斯音乐界。

对话

“不要与听众为敌”

解放周末:优秀的指挥家需要具备哪些素质?

陈燮阳:首先要有技术、有经验,更重要的是做人。如果只有水平,但不会做人,很容易得罪乐队和观众。指挥必须要尊重演奏员和观众,没有他们,我们什么也不是。

解放周末:从艺55年,从上海交响乐团、国家交响乐团、中央民族乐团到近年来的苏州交响乐团,您指挥过的乐团非常多,能谈谈您和乐队沟通的艺术吗?

陈燮阳:跟我合作过的乐队都很开心,我会想办法启发大家,从来不会骂人。我觉得永远要把音乐放在第一位,只有这样,指挥和乐队之间才会形成真正的共识和默契。

指挥最大的成就感不是在舞台上享受掌声,而是在台下把乐队训练成一支高水平的队伍。一个交响乐团的成长,有点像广东人煲汤,只有火候到了,味道才会纯正。我国的交响乐团这些年发展得很快,但各地的水平参差不齐,打造一个优秀的乐团离不开指挥长期的专业训练与磨合。

解放周末:您如何判断一个乐团的水准?指挥的眼光与普通听众肯定不太一样。

陈燮阳:好的乐团会跟着我走,让我在手里“揉”。我合作过许多优秀的乐团,但最有默契、感情最深的还是上交。现在演奏员和当年相比已经换了不少,但是乐团的传统一直都在,那是一种非常纯粹的艺术氛围。我想做的也是纯粹的指挥家,实实在在地搞艺术。

解放周末:您的职业生涯见证了中国交响乐半个多世纪的发展。如今,很多西方指挥家都感叹“古典音乐的未来在中国”,那么,中国未来优秀的交响乐在哪里?对于年轻作曲家,您有哪些建议?

陈燮阳:许多作曲家都在用各自不同的风格向世界表达中国,但这些年真正走向世界、被世界认可的作品并不多。在当代作曲家中,我最敬佩的还是朱践耳先生。当年有人说朱先生的音乐难听,直到现在还有人这么认为。其实,他的音乐中有相当多的民族性,更可贵的是他在每一部作品中都有新的探索,有对人性和对人类命运的求索。这种探索精神是很罕见的。他的音乐风格虽然是现代派,但是他并不刻意,他的作曲技法都是为内容服务的。这对现在的作曲家很有意义,千万不要为了技术而技术。没有内涵与思考,技术只是空壳,演完就被人忘了,真正经典的音乐终究是要靠情感打动人的。

这些年,很多西方音乐家说古典音乐的未来在中国,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因为中国的交响乐听众越来越多。交响乐是一门抽象的艺术,原本就是难懂的,作曲家千万不要与听众为敌,不要孤芳自赏。

解放周末:您觉得这些年听众对古典音乐的需求与鉴赏水平发生了怎样的变化?

陈燮阳:1985年,上交策划了纪念贝多芬215周年诞辰系列音乐会,贝多芬的交响曲全集第一次呈现于上海舞台,我与黄贻钧、曹鹏接力指挥。乐迷通宵在上海音乐厅等候售票,队伍绕了上海音乐厅好几圈。3年后,我又策划了一次贝多芬交响曲全集演出,8场音乐会门票2个小时不到就被抢购一空。在改革开放初期,听众尤其是年轻听众对交响乐可以说是如饥似渴,但那时候真正能听懂交响乐的人并不多。

1985年,我和上交老团长黄贻钧先生创办了上海交响乐爱好者协会,这个“爱乐者的家”培养了一大批交响乐听众。这些年,在各大乐团以及媒体的推动下,听众的欣赏水平发生了很大的变化。在上海、北京等大城市,听众的素质完全不亚于国外,有些乐迷的口味还很挑剔,这是一种进步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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